近日，一篇“帝都雙雄會師開創北控首創啟動膜界大變局”的文章受到了極大關注。此文描述和分析了北控首創兩家環保巨頭共同投資布局開創環保——一家以水處理膜技術見長的新三板掛牌技術型企業的事件，并提出重資產環境集團與中小型環保工程和設備企業展開互補性的合作將成為行業趨勢。

　　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兩家習慣于資本運作的環保巨頭開始重視技術標的，也不禁讓人產生這樣的疑問：“環保領域內，技術的價值是否已開始集中顯現？”，或者更大一點說，“環保行業的技術時代已經到來？”。對此，宇墨咨詢將以一系列專題文章的形式對水、固、氣等主要領域的技術概況及趨勢進行分析，以解答上述問題，本文從水處理行業開始。

　　1、創新曲線：政策推動技術創新潮

由于環保產業的特殊屬性，政策的推動通常是一個細分領域發展和技術創新的第一動力，特別是在發展初期。而專利的申請量是一個領域創新活動的活躍程度最直觀的反映。因此，將一個國家的專利申請曲線和重要的政策法規按時間順序進行梳理進行階段分析，可以一窺該國某一領域的技術創新的生命周期。

　　從美、日、中三國近四十多年的年新申請的水處理相關專利數進行對比圖中可以發現，美日兩個發達國家在水處理領域技術創新方面都大致經歷過了一個：緩慢發展-技術爆發-創新活躍度下降的過程。可將這一發展歷程詳細梳理：

　　首先，隨著數十年的經濟發展，環境污染問題，尤其是水環境污染問題開始凸顯，經過研究和論證，美日兩國的對應水污染的專門法律在70年代出臺，結合伴生的相關法規及標準，水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制框架開始確立，治污工作開始有法可依，水處理市場也隨之啟動。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水處理技術的創新大門也就此打開。

　　其后，兩國的管理者發現，單純的控制污染物質的排放（尤其是有限幾類的污染物）并不能直接導向污染問題的解決，政策導向開始傾向于水環境質量的改善以及飲水、用水的安全和健康。期間，污染物的總量控制成為前者落實的基本方法，而不斷加入新的污染物，不斷調整和優化特定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成為實現后者的思路（需要說明的是，在管理細節上，美日實際有相當大的差別，日本由于國土面積小，工業源和市政源高度重合，因此應用了一套統一的排放標準，此標準包含了常規污染物及大量的非常規微量污染物；而美國則對市政源采用了特異化的管理思路，每一個污水廠的排放限值根據特定情況獨立制定）。而在此次政策推動之下，兩國的水處理領域迎來了第二次創新潮。

　　最后，經過近40年治理過程，二國的水環境有了明顯改善，現有技術已將水污染問題基本解決。產業開始向節能降耗以及提升運行效率的方向發展，此時水處理方面的技術體系已經成熟，創新活躍度開始下降，每年新增專利申請量減少。（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創新衰退期似乎來得更早一些，我們認為這與日本宏觀經濟發展的黃金期過去，經濟開始長期停滯有關。）

　　反觀我國，中國從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頒布實施開始進入基本法律框架形成的階段。每年的新增專利數開始穩步上升。而在2002年版國標《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發布之后，我國大量運行水平和運行狀況參差不齊的污水廠迎來了第一次提標改造，污水廠的運行和排放開始被正式監管和規范。此時水處理技術的創新活躍度開始增加，而在一級A標準提出在特定區域實行以及水污染防治法進行第二次修訂后，水處理的技術創新速度更是換到了更高檔位，也在此同期，中國水處理領域的年新增專利數量開始超過美日，并保持十年左右的一路增長，近期已達到近2萬個/年的規模（含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

　　目前我們在那個階段？雖然我們的水污染防治工作也走過了30個年頭，但這30年的政策導向以污染控制為主，僅在近幾年水環境質量改善的聲音才開始變強，由此來看，中國大致處于美日兩國1996~2000年左右。換言之，由于依然存在方方面面的水環境污染問題，水處理技術的研發、改進、轉移、應用推廣等活動還將持續活躍，水處理技術還將迎來一到兩次創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