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乙二醇項目正巧位于河南某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9-10月，項目所在地的環保考核排名連續2個月墊底，地方政府已要求我們暫停生產，至于停工多久、何時復工、限產損失怎么辦等問題，目前一概沒有說法。既然項目本身不存在環保問題，也未下達任何違規排放或整改的通知，為何不能生產?”近日在采訪中，一家煤化工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表達無奈。
　　更讓他感到“意外”的是，“本月剛剛學習了生態環境部禁止秋冬季錯峰生產‘一刀切’的相關文件，前腳學習完，后腳就遇限產。但地方政府讓停工，我們也不得不停，否則今后如何在當地生存下去?”
　　不管是否超標排放、有沒有停產必要，打著大氣污染治理的“旗號”，強制下達停工限產、減煤去煤等指令——多位煤化工企業負責人集中反映，這樣的遭遇并非個案。“環保壓力增大，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礙了行業的正常發展。”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院長顧宗勤痛心疾呼。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煤化工企業稱
　　屢遭政府“一刀切”
　　一邊是生態環境部為保護合法合規企業權益，堅決避免緊急停工停產等簡單粗暴行為，明確禁止“一刀切”的要求;一邊是據多位煤化工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實際執行中，地方政府卻出現不同程度的“走樣”。
　　“我們不是不支持環保考核，但當地政府為完成任務而層層加碼，在項目既無超標排放、也無違規生產的情況下，只因地區環保排名靠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求停工，我認為有些矯枉過正。”上述負責人坦言，對企業來說，停工即意味著經濟損失，“目前也不知何時能恢復，損失只能自行承擔，有苦往肚里咽。”
　　陜西地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有一個新建項目，早在去年12月就確定落在咸陽某地。但因打贏藍天保衛戰要求控制煤炭消費總量，當地下達減煤指標后，項目直接被切掉，我們只得另謀出路。”另一煤化工項目負責人反問，煤化工是國家鼓勵的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方式，也可做到達標甚至優化排放，為何跟散燒煤一樣被取締?
　　對此，中煤集團首席專家、煤化工管理部總經理李曉東也深有感觸。“包括山西、內蒙古等多地在內，因環保問題引發的停工限產非常嚴重，我們見過、聽過好幾個企業有類似遭遇。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也不說你到底是好是壞，反正只要有上級來檢查，當地項目就得先停下來。”
　　更有甚者，在最初環評階段就設置“關卡”，導致部分項目因環保審批而停滯。顧宗勤透露，個別省份對環評指標進行競拍購買，導致二氧化硫價格高達3萬元/噸、氮氧化物達2萬元/噸。“一個煤化工項目或因此增加1-2億元投入，從行業角度很難理解。”
　　種種環保措施均為達到減排目標——但在陜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尚建選看來，“無論單項、總量排放，還是清潔利用效率，煤化工項目都可達節能減排要求。為何有病沒病都得吃藥?”
　　既有懶政因素
　　也有自身待完善之處
　　實際上，環保“一刀切”并非新生現象，除煤化工外，石化、采礦等多個行業同樣有類似遭遇。生態環境部已出臺《禁止環保“一刀切”工作意見》《關于進一步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監管執法的意見》等多項政策，予以明令禁止。
　　三令五申之下，煤化工行業為何頻繁遭遇“一刀切”?在此背后，到底是環保“矯枉過正”還是行業自身也有漏洞?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指出，國家層面雖已出臺要求，下達到地方層面，究竟能否不折不扣完成、是否存在一定執行偏差等，有待進一步考察分析。“比如近期開展的秋冬季大氣污染專項治理中，甚至要求停工限產的對象細化到某道工序、某條生產線、某個產品。部分地方政府因基礎工作不到位，短時間內并未摸清情況，簡單化處理難免造成誤傷。”
　　“同時不可否認，部分地方政府也存在懶政行為。”彭應登直言，抱著“寧可錯傷、不可錯過”的心態，在環保執法中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似嚴格，實則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亂作為。”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邢雷對此表示了贊同，“地方政府需要明確，開展環保工作的依據到底是什么?我認為，依據不僅僅是上級制定的環保任務、指標數字，也不是由自己拍腦袋決定，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清晰、完善的標準。只要達到標準的企業，就不應無緣無故遭遇沖擊。”
　　除政府因素，彭應登表示，行業自身也有待完善的地方。“從技術角度看，煤化工的確是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形式，但不可回避的問題也確實存在，該行業仍被劃在重點管控之列。特別是有些企業，理論上很好，環保規劃、設計也很先進，實際操作卻是另一碼事。從環保部門掌握的數據來看，現實中也存在項目不能穩定達標、環保工作不到位等情況，容易給政府部門造成固有印象，認為煤化工企業的守法情況不太理想。因此保險起見，政府寧愿選擇關停。”
　　不應人為對立
　　環境保護與行業發展
　　“節能環保是硬任務。作為企業，我們不是要一味抱怨環保監管，但我們也很關心，環保‘一刀切’究竟如何避免?”采訪中，多位企業人士向記者提出疑問。
　　類似問題也引起了邢雷的關注。“因不合理的停工限產造成項目頻繁啟停，‘一開一關’給煤化工企業帶來極大損失，長此以往將影響行業發展。換句話說，‘一刀切’行為無疑會人為造成環保與經濟的對立。”他指出，環保監管到底越位還是缺位，要看在執行過程中是否遵循了“不看出身、看排放”的考核標準，“通過一定的技術、工藝等處理，煤化工項目完全可實現清潔生產，在監管過程中，應重點關注排放情況。企業若達標排放，就沒有理由因環保而停工限產;同理，對待超標排放的企業也沒得商量。”
　　彭應登則認為，要消除“一刀切”，重在把握“度”的問題。作為政府，既要不折不扣精準治污，也要避免粗暴執法誤傷良性企業;作為企業，遵紀守法、達標排放等都是必須明確的責任。“由于我們的污染欠賬太多，治理也非一蹴而就。要從根本上扭轉污染局面，動作有時難免猛一些，政府部門也可能做得不夠精細、存在不足。但企業不能因此就抗拒它，拒絕進行溝通。核心在于，二者之間不是一個博弈關系，而應向著共同的治理目標努力。雙方各自落實責任、執行到位，矛盾自然將迎刃而解。”
　　此外，從企業自身出發，顧宗勤指出可對項目進行挖潛改造，通過開展行業對標管理、加強技術創新、優化資源配置等手段，提高項目環保水平、降低污染物排放。
　　“多年運行中，我們有個最大感受是，其實將環保工作做到極致，企業一定不會吃虧。”李曉東舉例稱，“受環保限產、去產能等影響，有些產品在無形中抬高了價格。而因環保工作到位、取得當地政府信任等，我們在別人停工時也可正常生產，這樣一來反而把錢賺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