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將于近期啟動。生態環境部表示，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在執法監管層面力度空前，正在推動形成機制更加健全、監管更加有力、保護更加嚴格的生態保護監管新格局。

　　*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仍然突出，相關企業、行業甚至地方政府都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

監管執法雷霆手段頻出

　　近日，陜西省印發相關方案，針對中央第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反饋意見指出的45個具體問題逐一明確了整改目標、措施、時限和責任單位，并且明確提出今年年底前至少完成41個問題整改；其他問題在202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今年5月15日，第二批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反饋工作全部完成。據生態環境部介紹，“回頭看”開展以來，10省份累計責令整改15289家企業；立案處罰4016家，罰款3.2億元；約談2159人，問責2571人。其中，吉林省針對東遼河污染治理不力問題，對時任遼源市委主要負責人等作出免職處理。

　　近年來，環境保護執法力度不斷加大，其中，新環保法自2015年正式實施，近四年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顯著作用。今年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針對大氣、水資源、土壤修復等領域污染防治的法制框架體系已經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在執法監管層面，地方上的協同機制逐漸建立。7月3日召開的京津冀生態環境執法聯動工作會議提出，2019年到2020年，京津冀三地生態環境部門將開展大氣、水、固廢等多領域的聯合執法行動，以更好地處置跨區域、跨流域環境污染問題和環境違法行為。

　　河北秦皇島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表示，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環保督察已經成為常態化手段。在他看來，環境執法一旦上升到法律層面，從基層政府到生產企業，都不再是以往“一陣風”式的整改形式。企業如果再繼續偷排漏排應付檢查，一旦被發現，約談問責罰款還是小事，嚴重的可能涉及違法犯罪。這種情況下生產企業不可能不重視。

　　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戰略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吳金希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以往生態環保部門在政府行政部門當中相對弱勢，很多地方的環保執法體系形同虛設，地方上甚至頻繁出現暴力抗法的現象。但是現在有法可依，且執法手段增加，監管力度空前。相應的環境治理也取得明顯效果，例如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空氣質量改善有目共睹。”

生態保護開始由表及里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翟青近日表示，第二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即將展開。計劃從2019年開始，利用三年時間對被督察對象開展新一輪督察。再利用2022年一年的時間，對一些地方和部門開展“回頭看”。目前第二輪第一批督察進駐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將于近期啟動。

　　據介紹，在督察內容上，第二輪督察將會聚焦于污染防治攻堅戰、聚焦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以大環保的視野來推動督察工作向縱深發展。同時，查處力度會持續從嚴。比如，對第一輪督察中普遍出現的“未批先建”等環保問題，第二輪督察過程中將始終保持高壓態勢。

　　今年5月份，在全國自然生態保護工作會議上，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介紹，環境部正在加快建立完善生態保護監管體系。圍繞生態保護監管的新職能、新定位，完善監管制度，建立健全監管體制機制，加快實現生態保護領域全過程監管的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

　　針對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劉長根近日表示，“堅持問題導向”將是第二輪督察*核心的關鍵詞。此輪督察以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重點。同時，更關注從源頭上預防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更關注產業結構布局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優化等政策措施的落實，倒逼經濟高質量發展。

產業轉型升級仍是關鍵

　　6月27日，在2019中國環境產業高峰論壇上，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樊友山表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仍然突出，新老環境問題交織。目前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總體上正進入跨越峰值的轉折期，總量仍處于高位。而且我國經濟總量和增量持續上升，污染物新增量處于高位，環境壓力巨大。區域性、布局性、結構性環境風險凸顯，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

　　事實上，首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不僅推動地方解決了一批突出的環境問題，也促進地方轉型高質量發展。比如，督察倒逼新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明確禁止“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項目進疆；在廣東東莞的華陽湖地區，之前污水、垃圾遍地，臭氣熏天，經過這幾年的整改，現在已經成功轉身為*濕地公園。

　　上述鋼鐵企業負責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低排限排成為硬性要求以后，行業內很多企業陸續完成相關設備的改造升級。盡管企業方面可能要一次性投入幾個億的資金，但這是大勢所趨。

　　他還介紹說，近年來已經開始針對企業內部業務進行轉型升級。現在集團在國內的鋼鐵和煤炭項目已經基本沒有了，一方面是環保監管執法嚴格以后，原有業務相關環保標準整體升高，但是整個行業并不景氣，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講已經無法保證利潤。另一方面，這幾年由于“一帶一路”利好政策的影響，相關沿線國家出現了投資機會，所以現在開始在這些國家經營一些發電廠項目。

　　吳金希告訴記者，我國很多省份由于產業結構原因，幾十年發展下來，相應的環境問題已經積重難返。比如，河北、山東、東北等省份的鋼鐵、煤炭、化工等行業在超低排放改造、設備升級方面都還有很大空間。

　　但他同時指出，在環保監管高壓態勢下，以往很多地方面臨壓力采取“一刀切”的行政干預措施。但是，目前很多城市已經開始調整相關措施，比如北京在郊區一些地方的煤改氣、煤改電方面不再要求“一刀切”。

　　在他看來，不僅僅是中小企業，甚至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都普遍面臨轉型升級的問題。很多大型國有企業在超低排放方面也不過關。另外，我國計劃在2030年將碳排放控制達到峰值。未來十年內，地方政府必須提前規劃，尤其在上馬一些新項目的時候需要提前做出預判，既要保證地方的經濟發展，又要把碳排放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